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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九、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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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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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1、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2、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是主要的。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3、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①、目前的形势;②、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③、党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4、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而不是更弱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先见”。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5、毛泽东提议成立起草委员会,重新审定报告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起草委员会一面在内部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加以修改。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看得出,毛泽东这次是下决心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但前提还在,修改报告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释清楚,又不能违背“三面红旗”的宗旨,既要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又要统一思想。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他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说话也有分量。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是从1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介绍了毛泽东对修改报告的意见后说,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本子是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对现实的问题认识得也比较清楚,因此绝大多数人觉得文件写得合乎情况,表示赞成,不应该推翻。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对于大会集中讨论的“反对分散主义”问题,起草委员会内部虽有争论,但多数同志仍认为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报告所阐明的观点是正确的,连一向不轻易表达自己意见的陈云也态度鲜明地说,这个报告对成绩和缺点讲得是适当的,抓分散主义抓在了点子上,符合毛主席定的“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的调子,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他还说,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说,马克思主义讲时间、地点、条件,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中央已经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政策之后,关键就在于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不容许各行其是,目前贯彻全面调整方针的最大障碍是分散主义,必须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对报告基本精神的几乎一致的肯定,表明了当时人们从上到下的一种共识——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搞好调整工作,渡过难关,但接下来的讨论就不那么轻松了。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①(①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在谈到指标问题时,起草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争论,按理说,经过几年的片面追求高指标教训,大家应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华东局及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在讨论时却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粮食总产量定为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对此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批评有人以为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通过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陈云也中肯地说,我们要和帝、修、反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经过讨论,对原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进行了修改,去掉了15年赶英国的提法及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指标,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总产指标在原基础上调低了5%左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在讨论这几年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内也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起因是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即毛主席所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对于统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在讲到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时报告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对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红旗”,起草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少奇一开始就称,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但难说也要说。陈云指出,有些问题只能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邓小平表态,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会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地爱护它,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爱护它,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刘少奇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了,周恩来则建议报告要多说几句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对于“大跃进”,会上人们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认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并参照了大会代表的部分意见,最后将“书面报告”中“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基本肯定了“三面红旗”。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此外,起草委员会还对犯错误的原因、庐山会议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

按照计划。起草委员会讨论应在21日结束,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一直延续到24日才拿出修改稿来,修改稿保持了原报告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变,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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