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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九、发动“大跃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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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评教条主义以来,又一次批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苏联为鉴,引发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思路。成都会议这一次的批评,提出的一些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而废除了,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的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图片 1周恩来
当年周恩来究竟做了什么事,竟连续三次向毛泽东检讨?第三次检讨稿竟然还花了十多天时间!周恩来为何被批评?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反冒进,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三次作出公开检讨。
南宁会议,周恩来被批评得很厉害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由于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所以直到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两做检讨,毛泽东不满意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毛泽东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第三次检讨稿花了十多天时间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
为此,被认为应该对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摘编自《党史纵横》)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周恩来、陈云等都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指标,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他感到,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这次成都会议,情况已经根本扭转过来,“大跃进”已成定局。这使他始终处于亢奋之中。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有的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有的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有的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集体所有制将来要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体变国营的群众运动。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9日。)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六十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泽东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①(①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②(②生产计划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9条。)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积累等,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民歌,也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则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三月四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当天下午到达成都,将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式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大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甲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一月二十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关于写文章和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也是一条。“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

  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1月19日。)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

  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

  三月九日是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协作问题、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问题、税制和价格问题、完成计划问题、大量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地方分权问题等,也有些是属于领导方法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这次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②(②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②(②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又是一条。这个方法的适用性不只限于开会,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竞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了。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他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③(③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8年1月20日。)

  他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在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其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经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安徽省,其负责人说:“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又说:“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①(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6日、4月2日。)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就这样在一些地方从上到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刮起来了。

  讲到沿海内地关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辽宁算进来是八个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工厂。有铁矿、有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肥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现一片美丽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绿色的麦苗,间以数不尽的竹林盘,恰似一幅鲜艳的图案,镶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页)这个比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处套用,就往往会成为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议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①(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中央讨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兴建三峡水库问题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卜来的。”

  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但口气缓和了许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接着他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成都会议上那种过热的气氛。不久前,还一直在讲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些,虽然没有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来,但思想的倾向是清楚的。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一九七二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页。)但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十年赶英就成为主观想像的东西了,二十年赶美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原来规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标,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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