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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三十九、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⑤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⑥”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⑦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⑧”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⑨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①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5、247页。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⑧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④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②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⑧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②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的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①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五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⑥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⑧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⑤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②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毛泽东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曾在一九六五年预计: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联合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会不接受。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⑦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⑨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另一个是: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⑧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页。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⑾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⒁毛泽东对林枫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8月11日。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①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⑤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①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⑨,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⑩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②“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中小、落后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⑾[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3年9月16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从这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美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此时“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⑿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⑤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⑥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⑩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⑧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②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④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③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⑧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着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以外的情况,对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一事表示赞赏。⑦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③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②史实:《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纪事》。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99页。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2页。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④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6-97页。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⑩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章含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⑩”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⑾”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⑿”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⒀”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⒁”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⒂”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⒃”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⒄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②”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③”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⒅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2年7月21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一九七0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⑦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2003年6月6日。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⑩[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0页。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③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⑨这里泛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反对周恩来的“五一六”集团是1967年5月成立、9月被公开揭露的,而“大闹怀仁堂”是同年2月间。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⑨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⑨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⑥访问吴阶平谈话记录,2003年5月28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⑿毛泽东对杨成武女儿杨俊生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25日。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⑾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5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⑩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⑦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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