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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刘少奇毛泽东的矛盾到决裂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①(①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②(②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①(①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人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刘少奇与王光美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

  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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