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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七、过渡时期总路线(上)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在这方面,党内曾作过一些初步探索。早在1948年9月,张闻天在东北局提交中央的一份报告提纲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经济的建设方针》的党内报告提纲中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1950年6月,陈云总结调整城市工商业的经验,提出对于私营工厂通过加工订货的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的观点。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些探讨,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但还很不成熟,有待于在实践发展中加以证明和具体化。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本来,对“要在实际上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走去”的方针政策,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作过原则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增强,并包含着对资本家私有制和农民小私有制的初步改造。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党认为必须充分利用三年来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改变原来的设想,不是等待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而是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其内容是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确定原则的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

在这期间,我国社会经济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工业的恢复和新建设项目的开工,要求商品粮和其他工业原料的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来,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自己。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实的发展,需要党采取新的方针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问题。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②(②1951年军费开支占伞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有关说明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从生产力来看,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工业都有较快发展,不但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技术,扩大与改进了设备,使国家不但掌握国营工业的产品,而且能掌握私营工业的主要产品,有了保证商品供给和制定价格政策的主要物质条件。从生产关系上看,私营工业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其中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报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向中央提出建议: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②(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党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原来设想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从容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看到,三年以来社会主义因素一直在不断增长,并且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日益加强其控制力量。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①(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生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页。)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下半年,国家发展的形势是,土地改革的任务即将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在和谈的主要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不久可望结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又有繁重的社会改革相伴随,但我国只用三年就实现了预计的目标,获得了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条件。按照“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中共中央决定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实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开端。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过渡时期的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说明:“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实践中去解决。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一九五。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②(②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为了确切掌握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便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3年四五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上海等私营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广泛听取当地财经、工商、税务、银行、工会等部门的情况汇报,召开有中南局、华东局及相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深入考察了私营工业的状况,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它的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分别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在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的政治条件下,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特别是国营工业的比重占居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迅速壮大,使建设国家工业化获得基本的经济条件。从国际环境来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加上苏联的友好互助合作与经济援助,就为我国开展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鉴于国内、国际方面的条件都基本具备,党适时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根本上符合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要求。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

实现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在劳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特别是加快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与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同时,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必然促使个体农业向着合作化方向发展。

  讲话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怎样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使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党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稳步地促进相互联系的两个转变,一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一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至于在什么条件下、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什么方式去实现两个转变,党中央、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过一些设想,后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以后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已居于领导地位,非社会主义因素已不断受到限制、改造。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周恩来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就曾明确指出:“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有必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使整个经济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没有普遍实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为主体是不行的,但若离开了改造个体经济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翼,就会妨碍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建设顺利进行。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必须密切配合,协调发展。总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改造个体经济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两翼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党稳妥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问题。关于农业实行集体化的过渡形式,实际上在经济恢复的实践中已经基本解决了。这就是195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确定的,在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和常年的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合作社形式,使其逐步过渡到集体化的手工业。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去的三年里,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发挥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但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机器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在资金、原料、市场方面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自身发展很困难,不可能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这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转变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党和政府三年来采取的打击不法投机资本、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以及后来的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要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①(①这里指旧人民币,折合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为16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了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之后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55、256页。)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证明,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切奋斗,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统统都失败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寻找新的奋斗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党在创立初期的纲领明确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体现。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然后才能走第二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提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设想,先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如同1950年6月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人企业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而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在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但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还占百分之六十七。……在工业和商业中,国营比重现已超过私营很多。此外,铁路全部国营,银行几乎全部国营,出进口贸易私人经营者也极少,全国主要商品已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生产国营已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八。这是现在的情形。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当时设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将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具体估算,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18年。到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报告说: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被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统一意志。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0、701页。)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如何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途径问题,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3年6月,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报告,以及中央统战部在这个报告基础上起草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不久,又决定对资本主义商业也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提纲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至1952年中国经济内部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所占比重有了根本性变化: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占82%),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只是在零售方面,私营商业仍占572%)。这些变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更为增强,不仅控制着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产业部门,而且在现代工业中超过私营工业占居了优势,并在批发商业中占明显优势,能够有力地调控重要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关系,从而使国营经济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其次,私营工商业经过一系列调整,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国家的管理和监督。再次,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广大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40%,初步显示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增加农业生产的优越性。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

  不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初步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酝酿,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和步骤等问题正式进行了讨论。6月15日,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8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时,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传达了毛泽东对总路线的这个表述。

  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

  例如: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信,手稿,1953年1月15日。)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六月十五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

  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

  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据当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他又回忆道:“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人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①(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页。)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一九五二年十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十月二十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信中说: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②(②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

  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①(①在这以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时限,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①(①《领袖在河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75页。)

  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过十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二月二十日来到安庆。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①(①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1953年2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见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编《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96期。)

  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

  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修正税制的通告发布之后,山东分局向明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分别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党内发布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快速发展。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八月十三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

  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

  可教育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6月15日。)

  营为主。

  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行的。

  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①(①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1953年9月11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亦即过渡)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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