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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区域书法史研究的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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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来,随着楚故地出土大量珍贵的战国简帛墨迹,人们对书法史源流和先秦书法观念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利用新出土的文献、考古发掘资料,运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现有的书法资料进行整合,尤其是对先秦区域书法史的研究已然是书法学界的共识。最近,湖北美术出版社推出的王祖龙新著《楚书法史——中国先秦区域文字书体的发展与演变》一书,填补了先秦区域书法史研究的空白,把先秦地域书法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解答了先秦书法史研究中的诸多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这一论述改变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证明了轴心时代三大组成者之一的中华文明。汉字书法艺术作为文明承载,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同步觉醒。

轴心时代覆盖了几千年的世界古代文明,汉字以隶变的形式实现了涅槃,由象形文字转向了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开启了今文系统的转化,书法则由单一、线性、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走向点画顿挫、笔墨互发的多样化艺术形态。那些没有实现“涅槃重生”的苏美楔形文、埃及圣体文、印度哈拉般文、玛雅文等,则被轴心时代的理性文明所淹没。

  在农耕文明共同体的泱泱国度里,商周文字到底有没有“楚化”?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字史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书法史问题。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单元,楚文化无疑属于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楚国疆域辽阔,地理气候与中原诸国有着明显的分野,其特色文化的产生有着丰厚的土壤。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以黄河流域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占据了绝大部分,楚因“蛮夷”之名而被排除在正统文化之外。

隶变作为轴心时代理性觉醒的突破性文化现象,彰显了书法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明载体,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同步性趋向。

  对此,王祖龙首先提出了商周文字的“楚化”问题,并定义为“春秋中期以后,楚系文字应用开始彰显自己的风格样式,这种风格样式集中地体现为某些书体特征,如笔画的变形、结构的夸张、整体章法的装饰性。这种‘异形’现象是复古中的创新,是‘被发明的传统’,相对于西周传统而言,由于风格趋于统一,地域特征鲜明,我们不妨称之为‘楚化’”。接着又说:“从文字学角度看,楚文字的构字方式与构字部件主要是上承商周文字而来,并没有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文字体系。……这些变化是在文字应用方面对商周文字的有限变形,是一种地域风格的滋生与张扬。”这显然是一个极具学术视野的凝练,也是其对楚文字地位的精准概括。

战国楚简,是当前出土最多的轴心时代经典文献,其简书墨迹中显现了隶变的发端。从楚简文字的“今文”化、多元性书法元素来看,楚简“经典书变”的方向并非限于“隶定”,下面以楚简为例论述。

  从现有的文字遗迹来看,楚地出土的东周文字形态异常丰富,王祖龙把“楚化”定位为3个主要方向:其一是装饰性的鸟虫书体流行,其二是不饰鸟虫之形的修长书体出现,其三是简帛手书墨迹大量应用。显然,在其他区域尚未发现大量文字书迹的背景下,上述3条乃为确论。

孟鸿声

  王祖龙关于文字“楚化”概念的论证,从金文、鸟虫书、楚简、楚帛书、楚玺与楚封泥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总结了先秦区域书法的风格特征和书法史意义,分析了先秦墨迹的笔法特征及其与商周大篆传统之间的差异,考索了楚鼎盛时期的重要书法遗存的艺术史意义,为先秦书法脉络构筑了一个结构连贯的逻辑体系,更为先秦思想史、文化史和人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会志愿服务工作部秘书长,山东省青年书协名誉主席。

  二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书法专业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生班、基督教哲学研究生班肄业。山东艺术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泰山文艺奖书法类初评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组织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书协“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在书法史研究理路中,所有文字遗存是否均可入史?如果先秦文字书迹均可入史的话,秦以后的书法史到底该如何写?因为早期书迹的日常书写的具体情况我们无法得知,也对它们的身份无从考证,因而对早期书迹带有诸多疑问。楚国及附属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楚系书迹是先秦书迹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当中必须择其精要,王祖龙所言“本书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就显得相对审慎。本书所使用的书法材料起于西周晚期,止于战国末期,其中大部分材料集中在楚文化鼎盛时期,一前一后两大部分也包括了楚文化成长期和扩展转化期的一些书法材料”。从《楚书法史》全书所选择的材料来看,均进行了细致精微的挑选,体现了作者治学的谨严。

作品入展全国第五、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四、六届中青年书法展,全国第一届行草书展,“讴歌新时代、共筑中国梦”全国书法展,全国第二届行草书法展,全国第二届临书大展,同书《道德经》当代书法名家邀请展。

  如果说先秦文书官与汉魏书吏有别,那么秦汉以后的书法史到底该如何来叙述,这涉及到书法标准的问题,或者说是学术立场的重大问题。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讨论思想史时认为:“思想史因为要改变围绕着精英和经典的传统写法,试图关注社会与生活世界中处于无名状态中的普遍常识和一般思想,以及这些普遍常识和一般思想的历史环境,于是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因为必须注意各种图像资料”。因之,王祖龙对楚书法遗迹的态度便成为了我们研究早期书法史的重要立场,并且,作者依靠系统的楚书法遗迹,考察了楚简帛点画形态、用笔用锋、结字构形等风格特征,勾勒出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内书法的纷繁形态和演进情形,更是难能可贵的精微甄辨。

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书法》等报刊发表《追寻隶书演变之踪》《轴心期视域中的简帛书法与隶变突破》《追寻隶书演变之踪》《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书圣文化的当代展示》《驱寇殉国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及其世家》《两宋书学的理学精神》《简论马叙伦老子校诂》《齐文化与和谐社会思想研究》《书法艺术的轴心突破》《楚简经典书变中发生的书法艺术轴心突破》等20余篇文章。

  三

主持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泺源书院志》、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委托课题《书圣王羲之与中国书法精神的构建》、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第一批重点项目《山东书法史》等学术课题。

  作为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重要过程,“隶变”的意义自然毋庸置疑,对于书法史而言,“隶变”的起点到底何时,先秦诸国“隶变”的差异性何在?文字学界和书法学界尚存诸多争论。

临王献之《廿九日帖》 孟鸿声

  王祖龙认为,楚简与秦隶之间既存在着较大的统一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认为楚简中的隶变现象主要体现在横画趋直、字形趋扁、方折波挑笔画出现这三大特征。他认为楚简中的隶变现象是在俗体草写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顺应了汉字简化、便捷、简省的发展趋势。这种认识与考古学家、书法家丛文俊有着明显的一致性。王祖龙从楚书法遗存的笔法本体研究出发,考索了楚简帛隶变的笔法痕迹,证明了隶变发生的笔法多样性。通过大量的考证和辨析,王祖龙认为秦人笔下带有篆意的古隶多从楚简中来,并提出“书同文”的实质最主要是“同”文字之结构,至于书写方面所包含的技术技巧、审美精神、风神趣味等层面的内容,则无法“同”之。这个结论从更深的层面对书体发展与书法风格演进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证实了美学家邓以蛰的判断,推进了丛文俊的研究,具有书法思想史意义上的重大价值。

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 孟鸿声

  同时,大多数学者关注了秦简中的隶变现象而忽视了楚简隶变的重要价值,关注了隶变的概念、起讫时间节点和主要代表的分析而忽视了诸国隶变的差异性,王祖龙的研究虽然没有改变隶变过程的起点,但丰富了隶变过程中的笔法特征研究,为隶变的演变状态和方向研究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一 轴心时代书与经典的确立

钱存训先生著书《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他认为《墨子》中“又书其事于竹帛”的才是书。对于书写的材料,国际上通常分为硬材料和软材料,硬材料是用刀刻的金石,软材料是用笔写的简帛,两者性质不同。甲骨、铜器、碑版等属于金石学,是铭刻学,上面的文字是铭文,是字,不属于书,属于书的是简帛。西方人把书——手写本称作Manuscript,简牍帛书属于Manuscript。简书的形式是卷轴,帛书的形式是卷轴和折叠,后世的纸书都传承了这两种形式,纸书传承了帛书的形式,帛书传承了简书的形式。

书分两种。一种是文书:占卜、信件、账本、律令、私人文件等;一种是古书:人文经典、技术文献。文书指的是档案,是用于查阅的,不是用于读的。用于读的是古书,古书和文书的编写类藏有所交叉。

《说文解字·序》说明了文、字、书的区别:“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箸也,箸即竹简。在简帛上书写而成的,才是准确意义上的书。书法的书,是这个书,六艺的书,也是这个书。

书法艺术,书字后面加了个法字,这个词出现很晚,较早见于南朝《南齐书·周颙传》“卫恒散隶书法”,宋朝《钱氏私志》“元章书法之妙”等等。

书的出现源于经典,经典形成于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三个没有联系的地区,同时进入了老子、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大圣哲辈出的世界文明轴心时代。与此同时,产生了《道德经》《论语》《易经》《奥义书》《管子》《墨子》《尚书》《礼记》《春秋》《对话录》《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原创性经典书籍。

这一时期的圣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致广大,尽精微,确定了人类至今为止哲学思想意识的基本范畴,实现了人类文明理性觉醒的质变和哲学突破。与此同步,艺术范畴里,在经典的创作、研究和传抄中,书作为人文理性的自觉和经典意义上的书法艺术,由此诞生。

前轴心时代,文字属于贵族垄断,轴心时代,简书经典走进社会。目前,轴心时代简帛书法文献出土约40余处、100余种。简书的大量出土,为古书经典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如上博楚简资料显示了儒家经典形成的复杂过程,在《颜渊问于孔子》《仲弓》《论语》出现了一些词义相近但不尽相同的句子,说明儒家文献《论语》在形成过程中,有许多弟子根据不同的记忆、口述和笔记传抄,最终在后来由经学家取舍合成。随着简帛文明的发现与研究,“简帛学”诞生。

德国学者维克多·冯·施特劳斯在清代把《老子》译成了德文,影响很大,他说:“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雅斯贝尔斯说:“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这个时期,隶变发端的同时,标志着书法艺术走向自觉。

高山景行 孟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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