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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 第二十三章 在平津战役及其以后的日子里

  林彪使出障眼法,掩护百万大军提前入关。傅作义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身法!”

  -------进关

  中央军委要求四野三天攻下天津,林罗限令二天拿下天津,刘亚楼笑立军令状:“三十个小时足矣。”军中无戏言,天津战役耗时二十九小时。

  东北全境解放,进关作战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时,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便致电林彪、罗荣桓,就能否抽调一个纵队先行进关征求意见。林彪、罗荣桓等考虑,华北迫切需要增兵,建议派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再加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先行入关。

  兵临七朝古都,林彪要强攻,聂荣臻要和谈,一场嘴巴官司引出“北平方式”。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林彪、罗荣桓建议,指示东北野战军除立即入关的先遣部队外,其余部队应休整一个月左右,于十二月上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据此,东野各部队从十一月五日起进行休整。罗荣桓和谭政都忙于准备召开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以总结经验,表彰英模,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期间,罗荣桓向东北财经委主任陈云提出:“过去慰问部队,只有少数指战员能拿到慰问品。现在东北全境解放,能不能让每个战士都得到一件慰问品?”陈云问:“一件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一双鞋、一条毛巾算不算一件?”一人一双鞋,百万大军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当时还要准备进关作战,财力物力都不宽裕。考虑到这些情况,罗荣桓爽快地说:“算一件。”陈云立即说:“这可以做到。”于是吩咐财经委副主任叶季壮去落实。

  《最后通谍》突生波澜,“和平将军”致信林彪,称“罪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北平城烽烟再起。林彪杯酒平骚动,五十万国军安然受编。

  十一月九日,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并告林、罗、刘,提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方针,并要求华北的第三兵团暂不攻归绥。十一月十五日,林、罗、刘致电军委,为了拖住傅作义,建议“亦可暂不攻太原”并对张家口或保定采用围而不攻的办法。中央军委同意停攻太原。

  林彪结束了辽沈战役后,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军入关,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

  十一月十六日,军委就东北野战军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入关向林、罗、刘征求意见。十八日,毛泽东致电林、罗,通报了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意向,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争取使敌军不战投降。并要林彪、罗荣桓等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出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17日,军委又发出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指出:

  这时,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沈阳举行,会议内容原来是布置整训工作,接到军委电报后,立即改为紧急动员入关。罗荣桓作了动员报告。他首先简要地阐明了辽沈战役的意义和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全东北的解放“对于全国形势来说,是一个总的突破”。他说,辽沈战役消灭了蒋介石部分最精锐的部队。东北我百万大军加到华北战场上去,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东北解放也使敌我之间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变。

  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作战,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

  他指出:“这个胜利……是东北全党全军在东北局统一领导之下坚持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发展了人民解放事业,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行了土地改革,恢复了铁路运输,发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忠诚和掌握了熟练的技术战术的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塔山七天七夜的阻击战,锦州三十一小时的攻坚战,辽西黑山的阻击战,大虎山的围歼战,向沈阳、营口七天七夜的追击战,打得都很好。”

  16日、17日、18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

  他说,各纵队在动员时必须讲清楚:东北解放战争“得到了关内各解放区战场伟大胜利的配合,这才使得全东北的胜利能够很快到来。现在,东北解放军进军关内,和关内解放军配合起来解放全中国,是义不容辞的,是光荣的任务。同时,还要指出,只有全国解放了,东北的胜利才能巩固,农民分得的土地才能保持。”

  1948年11月的下旬,整个山海关地区的夜晚变得如同白昼一样繁忙。白天,这里西风急吹,关河冷落;夜间,人如流水,车如铁龙,成千上万的部队从关外涌入,向华北地区开进,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雄鸡鸣叫以后,部队、辎重又全部隐入村庄、山谷、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蒋军的高空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寻觅我军前进的轨迹。

  他要求做好东北籍指战员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怕远离家乡的顾虑,要求干部克服想休息休息、享受享受的思想。他号召:“所有的干部都要学习第三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的精神。他在辽西战役时被飞机轰炸震伤了耳膜,正在沈阳休息。他要沙克副司令员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要有这股劲头。全国胜利只有一年了,咬咬牙就过去了。新的一年是全国大解放的一年。要克服不想前进的想法。身体不好也要坚持下去,不准许请假,有病也只能短期在部队休息,不能离开部队,不准许请求调动工作。全国胜利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你为什么在这做总结的时候当孬种呢?”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为潜师入关而采取的“昼伏夜走”的行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根据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动态,指示林彪等人率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天)津、唐(山)、塘(沽)等处之敌》的军事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沈阳紧急召开了入关动员大会,林彪宣布了分三路入关的计划,“取捷径,夜行晓宿”,“林、罗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罗荣桓作了思想动员报告。

  会后,林彪和罗荣桓又到第一纵队对营以上干部作了动员讲话。罗荣桓还亲自参与组织了野战运输部,并且指示后勤部先行入关布置兵站,指示铁道兵部队抢修北宁路,安排东北局组织的一五万民工随军行动。

  在当时,“东北籍战士怕入关”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先期入关的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就有为数不少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开小差。如四纵五天之内逃走五百人,十一纵七天之内溜号六百人。罗荣桓抓住这一动态,要求各纵队在入关之前和入关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

  辽沈战役几十个日日夜夜,罗荣桓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着,睡眠很少,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的身体,又渐渐虚弱下来,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在战斗的岗位上。

  从11月23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启程:右路走冷口,中路走喜峰口,左路走山海关。

  东北野战军除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已经奉命隐蔽进关,赶到冀东集结待命外,自二十三日起,位于锦州、大虎山、营口、兴城等地的五个纵队和刚刚组建的特种兵司令部,按军委命令及野司部署,“取捷径夜行晓宿”,走热河境内,由喜峰口、冷口出冀东,隐蔽地迅速向关内行进。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军委规定,平绥线作战之部队,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由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即由林、罗、刘统一指挥。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轻便指挥机构由沈阳乘吉普车和大卡车,夜行晓宿,经义县、朝阳,从喜峰口入关。其他几个纵队也都立即出发。不久,敌人发现了解放军的行动。为了争取时间,部队在遵化改为白天行军,车队扬起满天尘土,被敌机发现目标,几次在上空盘旋扫射。在遵化附近,林彪的吉普车曾被机枪子弹打中,罗荣桓的车就在后面,车队停下,他们和大家一起疏散卧倒,几米外的地上被子弹打得溅起一撮撮尘土。

  在东北野战军的总指挥部,林彪笑着对刘亚楼说:“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贼曹操。”

  野司的指挥机关十二月五日到达遵化。翌日,有关人员与中共冀东区党委成员会面,研究了当地社会情况。十二月七日野司进驻蓟县孟家楼。

  “为什么?”刘亚楼不解林彪这句话的意思,问道。

  就在东北野战军部署进关的同时,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却是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估计华北亦将不保,为应付徐蚌大战①〔国民党对淮海战役的称谓〕,保住东南残局,他主张放弃平津。他以封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为饵,建议傅率部南下。但是傅作义一方面对蒋惯于吞并异己怀有戒心,一方面感到自己拥有几十万大军,在华北总还能支撑一个局面;而他估计解放军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入关,因此不愿南撤。而傅部暂守平津,可使蒋介石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织新兵的时间,对蒋亦属有利。经过反复筹商,蒋、傅乃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将全部兵力六十万人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在长约六百余公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针对这一情况,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开向北平附近,另八个纵队在冀东集结;华北第三兵团奉命撤围归绥,第一兵团奉命停攻太原;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切断平张线,包围柴沟堡、怀来、张家口、宣化等点,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

  “魏蜀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林彪反问。

  遵照军委指示,华北第三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进攻张家口外围。此时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尚未进关,乃将主力四个军一六个师西调,打算先对付华北解放军。十一月三十日,第三十五军进入张家口。傅这一行动正中解放军下怀。东北先遣兵团乃由蓟县向怀来急进,五日克密云,歼敌一个师。傅作义方知东北野战军已进关,乃命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命第十四军、第十六军向西接应,命驻天津的三个军开到北平。十二月九日,傅第三十五军被华北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第十六军和第十四军大部十二月十日至十一日被东北野战军歼灭于康庄、怀来地区。至此,傅系主力大部被解放军在平张线抓住,而蒋系主力则被拖于平津地区。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八十三万人马。”刘亚楼对《三国演义》颇为熟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指出,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我军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命令淮海我军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部队两星期内不作最后的歼灭。为不使华北之敌向青岛逃跑,“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指示说:“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攻击的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版,第十二五五——十二五九页〕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林彪一语道破。

  罗荣桓参与东北、华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以后,又和谭政主持起草了《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除指出全歼华北敌人,占领平津,对于取得全国胜利的意义外,特别强调团结友军、遵守纪律、力戒骄傲,要求各部队教育干部战士主动地团结华北兄弟部队,充分发扬我军友爱互助精神,在发生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理,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感情。我们的口号是:团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

  刘亚楼明白了。东北野战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八十三万。这一巧合,林彪没有忽略。

  从十二月十二日起,各路大军经过简短政治动员,先后向预定目标急进。第二、第五纵队和第十一纵队于十七日包围了北平;第六、第十、第一纵队和华北第七纵队隔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并准备阻击平、津敌人突围;第八、第九、第七纵队和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主力,于二十日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在进击中,解放军神速穿插于敌人占领的城镇、据点之间,有时夜间甚至同那些向北平集结的国民党军队同走一条路。天亮后,解放军发觉了,便及时将这些国民党军队消灭。

  辽沈战役之后,林彪情绪亢奋,人也显得活跃、和气。离开沈阳前,他命令沈阳各大报纸和电台逐日刊登和广播林彪等人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大肆渲染,藉以迷惑蒋介石。这一着果然见效,一周后,当林彪已经抵达北平前线指挥作战时,蒋介石电告傅作义,称“林彪尚在沈阳”。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电召罗荣桓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罗荣桓出发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率几名工作人员由河北平山县赶到蓟县孟家楼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会合。林、罗和聂在五台山分手十二年后,在全国胜利前夕重逢,都不胜欣慰。

  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野”指挥机关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后换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一路夜行晓宿,风尘仆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1月底,由于经喜峰口、冷口入关的部队已被蒋军察觉,夜行晓宿已失去意义,林彪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命令各纵队日夜兼程,由沈阳近郊出发的三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主力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中猛进。

  一月初,罗荣桓到达西柏坡。见到分别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陈毅等,非常高兴。一月六日,他出席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七日作了发言。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所有参战部队。林彪担任总前委书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的温家楼。

  他分析了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国民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

  八十万人之众的东北野战军突抵华北和林彪等人在通县露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更是出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意料之外。

  他汇报了东北野战军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需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老谋深算的傅作义就已估计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休整才能开拔,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下不了决心。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

  为了南下作战,他建议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林彪不无讥讽地说。

  他的这些意见都得到中央的采纳。

  “这怎么能做到如兵法上所说的,‘臂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相应’,立于不败之地呢?”聂荣臻、罗荣桓也有同感。

  在西柏坡,罗荣桓意外地见到了老同学张沈川。珞珈山一别,已经过去二十二年。此时重逢在胜利前夕,两人都受到极大鼓舞。张沈川长期在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在这时才找到党中央来。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人是老熟人和老战友、老搭档了,他们相互熟谙对方的性情、习惯与风格,相处在一起,的确如心使臂、转折自如。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驾驭将领的玄妙高超和良苦用心。由于在东北几年间与罗荣桓多次发生争论和分歧,在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林彪转而与他在红一军团的老政委聂荣臻十分亲热。

  从西柏坡回来的路上,罗荣桓专程到良乡看望了在东北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共同战斗过的彭真。经过驻扎在北平东南的五纵、三纵的驻地时,他向纵队领导人了解了部队作战准备情况和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简要传达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12月11日,在距北平三百多公里的西柏坡一家农舍里,毛泽东拟就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应趁傅作义判断我军会首攻北平的失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两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淮海战场最后歼敌之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之敌的决心,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第五纵队的司令部驻在丰台以南的看丹村,罗荣桓去西柏坡时曾在看丹住过一夜,了解了第五纵队从北平北面的沙河迂回西郊攻占丰台的作战经过。这次回来,又住了一夜,除了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以外,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他说: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可仰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无不敬佩和仰慕,有一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急乎走,则回也瞠乎其后”的虔诚。对毛泽东的这一战役方针,林彪吸取在辽沈战役上的教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上次打丰台,你们已经到了红山口,但不打颐和园,改经玉泉山、五棵松,执行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这是很好的。毛主席这次在会上重申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今后如果攻打北平,更要严格纪律,哪里能打,哪里不能乱开炮,一定要坚决执行命令,免使祖国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祖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好了,我们就会流芳千古,否则,是会挨骂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罗荣桓返回野司后,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一月十一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当罗荣桓从西柏坡返回平津前线司令部时,解放北平、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做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准备的同时,力争用和平方式解放平、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十二月十四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接到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的报告说,傅作义派了两名代表,携带电台,乘吉普车出广安门,声称要去石家庄找中共中央谈判,被留在纵队司令部。林、罗当即电令派兵护送他们到平津前线司令部。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随后,罗荣桓把参谋处长苏静找来,说:“傅方代表来了以后,由你负责接待。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可另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接待他们。要通过接触,了解他们的企图,摸清他们的来意。”

  陈长捷司令阁下:

  苏静遵照罗荣桓的指示,在离司令部十几里远的八里庄号了房子,布置停当。当天下午,傅方代表就到了,互相问候后,询问了姓名和职务。傅方代表一位叫崔载之,是《平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位叫李炳泉,是这家报纸的采访部主任记者,中共党员。交谈中,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们是代表傅作义来谈判的,说傅对谈判很重视,是有诚意的。傅先生的想法是: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先生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等。傅作义这个意见实际上是想继续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苏静把这些情况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首长作了报告。

  ……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十九日,刘亚楼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的身分接见了崔载之和李炳泉,向他们阐述了中共对和平解放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办法,表示不同意傅作义保存武装力量和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设想;但表示,对方如同意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可保证傅作义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林彪

  过了一两天,崔、李从电台收到了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表示他拟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国和平,请求人民解放军稍向后撤,避免战斗,但对放下武器等问题回避作实质性的回答。崔将这份电报交给苏静。苏即送林、罗、聂。当天,转呈党中央和毛泽东。

  罗荣桓

  这期间,由于傅采取拖延态度,解放军向平绥线的新保安发动进攻,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傅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约一。六万人。守张家口之傅部第十一兵团七个师急向北突围,被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聚歼。同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发出布告,宣布了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面对这一局势,傅作义看到西去绥远已经无望,情绪很不好。经常一人独坐,唉声叹气。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担任天津《大公报》记者的傅作义之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回到北平,一方面尽父女之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傅,另一方面也作些规劝。

  1949年1月6日

  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派人当面向傅讲清楚我方的六条意见,即:一、我不同意他发通电。理由是:通电一发,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就没有合法地位了,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我方也不能接受他这一做法。二、他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因此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一同列为战犯。但这可以加强他在蒋系军队中的地位,可借机大作文章,而实际上同我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赦免他。三、允许他编一个军。四、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已收到,我们认为他的做法不切实际。五、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今后欢迎再来,但希望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一起来谈。六、蒋介石召傅去南京,傅未去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再去,否则有被蒋扣留,当张学良第二的危险。这六条意见,随即由李炳泉回城当面向傅作义转达。

  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傅听了这六条,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有许多顾虑,没有表示完全接受中共方面条件的决心,只是忧郁地说:“还要继续谈判。”一月六日,他派他的民事处长周北峰①并邀请燕京大学教授〔周北峰:原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抗战中曾代表傅作义到过延安。国共停战谈判时他是华北地区三人小组中傅作义的代表〕、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为代表,按解放军规定的接头办法和路线,秘密出城。次日到达八里庄。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一月八日,聂荣臻会见了周北峰、张东荪。

  是战?还是和?

  一月九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周、张开始了正式会谈。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

  聂荣臻着重讲了形势和政策,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作件好事外,别无出路。

  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会谈结束时,罗荣桓说: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请打电报告诉傅将军,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根据我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北平、天津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按照协议规定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进平、津,和平接管;允许傅编一个军,对傅不作战犯看待,保全傅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将军所属参加起义人员,将功补过,一律不咎既往,愿意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意回乡的,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周北峰、张东荪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称赞是个好办法,说傅先生一定能够接受。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次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主要谈军队改编,军政机构如何接管以及人员安排等细节问题。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谈判后,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要求傅方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所谈判的问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傅方代表周北峰在纪要上签了字。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后,仍旧没有下定决心。又拖了几天后,让周北峰发电报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十四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周北峰和邓宝珊再来商谈。邓宝珊抗战时期驻在榆林地区,曾数次访问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有过交往,建立了友谊。这时他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这次,他是应傅作义邀请乘飞机来到北平的。由他当谈判代表,中共方面复电同意。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为了尽快解决平津问题,也是为了促使傅作义放弃幻想,早下起义决心,在同傅方进行谈判的同时,解放军成立了天津前线指挥所,由刘亚楼任前线指挥,集中了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的兵力,准备全歼天津守敌。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攻城之前,一月六日,由林彪、罗荣桓签署了一封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信,劝他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使天津免遭战争破坏,以将功赎罪。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但是,陈没有听从劝告,继续顽抗。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到十五日下午三时,守敌十三万人全部就歼,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就在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的这一天,邓宝珊、周北峰和两名随员出德胜门,傍晚到达通县城西五里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把他们接进一座大房子里。互相寒暄后,罗荣桓说: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今天时间不早了,你们一路辛苦,休息休息再谈吧。”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我们不累,是不是现在就谈?”周北峰说。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由于陈长捷不愿放下武器,我们已经在上午向天津发起了总攻,这次谈判就不能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傅方代表无言以对。一阵沉默之后,邓宝珊对周北峰说:“发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傅先生,请他决定。”傅复电说:“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十五日开始正式会谈,解放军方面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负责同傅方联络的苏静也参加了。傅方的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会谈主要内容是对傅作义驻北平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北平市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

  傅作义将军:

  十六日晨,苏静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天津已经在十五日下午三时全部解放,陈长捷被俘,塘沽的侯镜如率部出海南逃。邓宝珊惋惜地说:“不打就好了。”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下午,双方继续会谈。

  公开信提出和平缴械和出城改编两种办法供傅作义选择,勒令于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按时发起攻击,“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也。”

  “绥远的问题,我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祖国数百年故都的文物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那时,要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这封信是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其目的是催促傅作义克服犹豫观望心理。但是,这封信过于严厉、尖锐,与目前融洽的谈判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在平津前线指挥所引起争议,聂荣臻根据谈判情况的进展,判断傅作义确有弃暗投明、争取新生的真诚意愿,觉得没有必要递交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林彪认为谈判的目的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要管傅作义高兴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打嘛,过去他还跟我们打少了吗?

  会谈在更加认真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并基本达成协议。

  苏静是应傅作义之邀中共派往北平城的谈判代表。聂荣臻告诉苏静,那封信可由邓宝珊决定是否交给傅作义,如一切顺利则不交,如和谈遇阻则交出公开信。

  在通县会谈的同时,解放军各部积极进行攻城准备,没有丝毫松懈。为力求避免使故宫等文化古迹和各图书馆、各大学以及其他文化设施遭到战火破坏,各指挥机构都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哪些地方可以放手攻击,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打炮,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绘图立说”,发给各部队首长“人手一册”,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要求他们在战斗中与部队保持不间断的、密切的通信联系,把战斗的每一进展都置于自己的指挥和监督之下。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爱护祖国文物古迹的教育和入城纪律教育,号召人人自觉遵守。

  邓宝珊与苏静进入北平后,一切进展顺利,那封公开信也就没有交到傅作义手中。1月25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率北平守军五十二万人马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会谈结束时,聂荣臻将一封由林彪与罗荣桓署名的致傅作义的公函交给邓宝珊,托他转交给傅。这封公函严正批评了傅过去执行蒋介石“剿匪戡乱”的伪令、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罪行,指出如继续抵抗,是自取灭亡,同时提出两条办法任傅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部队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电询林彪:“交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林彪电催苏静务必于最近两天将信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把信交给傅冬菊。傅冬菊也觉得措辞生硬,怕父亲感情上受不了,便压了下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刊载了这封公开信。

  公函最后提出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时止,为傅答复的限期。公函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傅作义看后,情绪十分冲动,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叫道:“太不像话,怎有这种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他于是致信林彪,称“自己有罪,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此事传出,立即在军中引起波动。

  这封最后通牒性质的公函是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邓宝珊接过信后,不便当着林、罗、聂的面阅看,又提出要解放军也派代表进城,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说这也是傅作义先生的希望。罗荣桓当即答应派苏静同他一起进

  林彪、聂荣臻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林彪开门见山地说:“公开信所言,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合作。我们是非分明,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

  化开疑团后,主宾轻松自由地交谈起来。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傅作义将他藏在心中的疑问掏了出来:“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邓宝珊急于知道信的内容,送走林、罗、聂后,就将没有封口的信抽出来看。看完后,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说:“这封信措辞很严厉,傅先生不一定受得了。”表示回城后暂时不交给傅,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致使谈判功亏一篑。邓宝珊说话时神色忧郁,也有征求苏、周意见的样子。苏静因为未看过信,没有表示意见,在晚饭后回到司令部,将邓宝珊看过信后的忧郁和所说的话,向总前委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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